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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北、和南、争东  

2015-06-21 08:16:03|  分类: 军动情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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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国再次面临着东海、南海局势同时趋紧,两海联动的复杂形势:美国和日本4月27日在纽约联合发表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下称“指针”),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日本施政范围。同时,就在这一天,第26届东盟峰会发表主席声明,对南海正在进行的填海造地活动表示严重关切,重申维护南海和平、安全和稳定及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要求各方全面、有效、完整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敦促加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速达成有效的“准则”。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现将笔者3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国近海地缘战略:稳北、和南、争东》分享给读者,以帮助大家更全面认识东海及南海问题,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更好的把握中国的政策。

   (原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1期,载《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第三章)


稳北、和南、争东 - 公正人 - 公正人的个人主页

 中国属于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海洋地缘环境十分复杂,几乎和所有隔海相邻或相望的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海洋争端。

中国与周边邻国有关海洋划界及岛礁主权争议情况

国别

争议内容

现状

朝鲜

北黄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未划界。20051224日签订《中朝政府间关于海上共同开发石油的协定》。

韩国

南黄海和东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苏岩礁、日向礁归属问题。

未划界。签署《中韩渔业协定》,2001630日生效。韩国在苏岩礁上建有人工设施。

日本

东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钓鱼岛主权争端。

未划界。签署《中日渔业协定》,200061日生效。中日共同控制着钓鱼岛。

越南

南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南沙群岛主权纠纷。

2000年签署北部湾渔业协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其他海域未划界。越南侵占南沙岛礁29个。

菲律宾

南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南沙群岛主权纠纷。

未划界。菲律宾侵占南沙岛礁8个。

马来西亚

南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部分岛礁主权争议。

未划界。马来西亚侵占南沙岛礁5个。

印度尼西亚

南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未划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不存在领土主权争议。

文莱

南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议。

未划界。文莱对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

资料来源: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笔者有部分补充)。

2009年以来,钓鱼岛及南海形势急剧恶化,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上矛盾迅速加剧;随着中国日益走向海洋,周边国家加快推动海洋发展战略,中国面对的海上矛盾与摩擦将更趋复杂而激烈。

鉴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总体的近海地缘战略,以统筹应对各类争端及潜在的海上危机,更好地服务于海洋强国之路。总的来看,中国有必要奉行“稳北”、“和南”及“争东”的整体战略,更具体的说就是要在黄海“稳”、在南海“和”及在东海“争”。

“稳北”

——稳定朝鲜半岛及黄海周边的局势,发展与朝韩两国的友好关系。

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在需求。历史上,朝鲜半岛向来是海陆力量对冲争夺的战略要地,是中国陆权向海洋辐射的战略支点,也是日美等海洋国家挺进大陆的“垫脚石”。自隋唐时期开始,半岛的历次动荡均殃及中国大陆,中国从来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晚清政府在自身尚且难保的情况下,还不惜与日本一战,试图维持在朝鲜半岛的传统影响,更何况崛起中的中国?现实中,与朝韩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在半岛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砝码,也是中国海权向日本海甚至是北太平洋方向拓展的一大基础。另外,黄海拱卫着中国京畿地区,是华北地区的海上屏障,其形势一旦恶化将严重制约中国在其他方向的力量投入以及拓展力度,限制中国海权的应有作为与抱负。因此,稳定的半岛及周边海域、与朝韩两国的友好关系将给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构筑一个好的侧翼及后方环境。

中朝存在北黄海划界问题、中韩间存在南黄海和北东海划界问题,以及苏岩礁、日向礁的归属争端,目前较为凸显的是因海洋划界争端而引起的渔业问题。近些年,中国渔民与朝韩两国,尤其是韩国频繁发生冲突,引发了中韩两国的外交紧张及民间的情绪对立,激化了相互的安全防范。

但中朝、中韩间的这些矛盾尚属可控,其本质上属于海洋经济权益争端,较少涉及海洋安全问题,而朝韩也愿意与中国通过谈判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就战略意图而言,中朝、中韩间虽有斗争的一面,但远谈不上对抗,这一点与东海、南海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朝鲜重点要防范来自南方、东方的威胁,虽经常有小的动作,但尚不会在黄海对中国构成直接重大挑战。韩国与中国在黄海的军力竞争、渔业纠纷虽日益激烈,但却无意对抗;而且,中韩两国的总体海洋战略没有根本性冲突,尤其是在远洋及公海区域存在重要的海上共同利益,韩国的海上主要战略方向是向南、向东,随着韩国加快实施自主化、大洋化、全方位化的海洋安全理念,[1]并加大走向大洋的力度,中韩两国在保护亚太重要交通线、维护海上安全、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将随之增大。

在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及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内,中国有望通过谈判解决与朝韩两国的争议及分歧。目前中韩已就苏岩礁、日向礁的法律效力达成共识,即争议岛礁不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权益,不影响海域划界。中韩已进行了多轮划界谈判,中韩首脑在多次会晤中均表示,同意继续就海洋划界保持协商,强化渔业既有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合作,妥善处理渔业领域相关问题。

朝鲜半岛形势的可能“硬着陆”是中国在此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半岛作为冷战最后的地缘遗产,中、美、日、俄等各方利益及力量交织其中,朝核问题的继续发酵和韩国日益强烈的统一冲动更加剧了地区形势突变的风险。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战略“互疑”决定了朝核及半岛问题暂时无法得到解决,但与此同时,这种格局也限制了美、韩、日的行动自由,它们难以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朝鲜将“拥核”作为既定国策,不断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但朝鲜看似疯狂的背后也透着一定的理性,其发展核武器及导弹的努力无非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同时博取与美韩等谈判博弈时的更多筹码,只要政局保持稳定,朝鲜断不可能拿导弹及核武器去对外寻衅,引火烧身。美韩等国近期推动的国际制裁和朝鲜退出停战协定等行动均不会产生实质性效果,很可能将演变为一场口水战。受制于东北亚的地缘格局,美国暂时无决心、也无条件通过武力手段解除朝鲜的核武装;而朝鲜即便成为有核国家,也依然无法改变不利的安全环境和外部对其的封锁与孤立。最终,美朝等各方依然不得不走向谈判桌,半岛“紧张—缓和—紧张……”的怪圈还将继续持续。鉴于各方均无意愿和动机“破局”,大规模热战尚可避免;风险与挑战虽已非常严峻,但中国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实力及影响日渐增大,纵横捭阖的空间依然存在。

中国长期致力于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应继续坚持发挥地区影响,履行大国责任。鉴于东北亚地区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不妨将自己的政策清晰化,对于朝鲜改善民生和有关自身安全的合理诉求,中国应加大支持,必要时候要敢于担责;而对于其借机生事,意图将中国绑架的图谋,则应给予坚决打击和反制,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该支持的加大支持,该反对的坚决反对。对于韩国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和解进程的努力应给予大力支持,中国可继续加强与韩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适当时候不妨明确表态,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而对于韩国在朝鲜问题上借题发挥,拉拢美国加强武备,强化各类军事演习,刺激地区安全动荡的举动则要及时敲打。除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做好协调工作外,还应主动谋划,在构筑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具体而言,应推动相关方就朝核问题、半岛和平机制、美国同盟体系等议题进行一揽子对话或谈判,并伺机在类似“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地区安全机制,缓解各方的“安全困境”及安全顾虑,促使局势走向和平稳定。

“和南

——妥善处理南海争端,积极构筑东南亚地区和平框架。

中国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拥有多重战略利益。其一,南海及其周边海域衔接太平洋及印度洋,是国际航运要冲,扼守着中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其二,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母海峡等是中国海上力量向太平洋及印度洋延伸的战略通道。特别是在东部向洋通道遭到美日严密监视和武力威慑的情况下,南海周边的这些通道更是弥足珍贵。其三,南海渔业、油气等资源丰富,战略纵深相对宽阔,是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撑。

不过,中国却不适合在该区域过于咄咄逼人,原因有三。一是南海是大国利益及势力交汇之地,牵一发动全身,任何国家和集团都很难在此取得绝对优势,中国若在此动静过大势必会遭受其他大国和东盟各国的联合抵制。二是南海愈来愈处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海上交通要道,攸关世界几乎所有贸易大国的海上通道安全,冲突或争端将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大国势力的介入。三是就中国海上总体态势而言,与东北亚地区相比,无论是力量存在,还是同盟实力以及政治关系等,东南亚地区都是美、日等国对华防范、牵制相对薄弱的方向,这也是美国将重返亚太及“再平衡”的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在此维持一个相对友好的政治氛围,将对中国海权的总体拓展大有裨益。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也不需要过多在此使用武力就能实现战略目标。实际上,2012年以来,中国通过强化力量存在、围海造陆、打井等和平方式已经推动形势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观察家将中国的这种策略称之为“切香肠”,即“缓慢且不断地采取不足以成为开战原因的小动作,但这些小动作在一定时间内经过积累会引发重大战略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倡导“睦邻、安邻、富邻”原则,通过经济上让利、政治上互信和军事上克制等措施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这种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二十多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东盟的关系发展迅速,不断攀登新的台阶。然而,南海问题及大国因素已成为双方关系更进一步的两大瓶颈。南海问题始终是双方关系的一大障碍,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扰。越菲等南海争端相关方在海上与中国的斗争冲突加剧,新加坡等南海争端非相关方也十分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在此采取进攻性战略。近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始终是大国力量角逐之地,玩弄“大国平衡”也长期是东南亚国家自保的不二法宝,东盟一些国家利用美印等防范中国崛起有其自身的合理需求。此外,美国“重返”亚太、推行“再平衡”战略,日本南进、并试图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印度东进、在南海谋求经济利益及对华的战略平衡等外部因素,也客观上给东盟国家借助区域外大国平衡中国创造了条件。

对此,中国应有战略自信,特别是在自身力量建设获得空前发展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一是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的国力悬殊,中国始终拥有后发制人的手段与机会,越菲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近年来始终避免与中国发生开枪事件;二是中国在经济上是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机遇,与中国决裂不符合其整体利益;三是虽然南海问题越来越国际化,东盟、美国、印度等非争端方介入日深,但东盟大部分国家和美印等区域外大国等均不可能轻易为越菲等国火中取栗。[2]因此,无论南海形势如何凶险,越菲等国倚美制华的气焰有多么嚣张,他们都会尽量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因为他们既无法从根本上妨碍中国的海上权力增长,也不太可能在冲突或战争状态下对美日等国有太多的指望。当前,南海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舆论、外交、经济开发等层面,包括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争端相关方都希望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至于美、日等区域外大国,也主要是从舆论和外交上介入南海问题,除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国际压力之外,并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越来越有能力和条件在此进行睦邻外交,并推动南海争端“软着陆”。

对于南海问题,中国应在保持力量威慑的前提下,致力于通过经济、外交和国际法等手段解决争端。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战略目标应以保障海上交通运输线安全和维护南海海洋资源的利用权益为主,除非因人挑衅在先,迫不得已,否则不宜将“夺岛占礁”作为在南海的主要目标。中国在经济上要提高深海开发能力,构建相关法律体系,稳步推进在南海的经济及社会存在;在外交上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在联合开发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倡议及见解,努力推动共同开发;在国际法理上寻求对“断续线”的合理解释,并有力反驳越菲等国曲解或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行为。事实上,在各方都不愿意直接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承担开“第一枪”责任的情况下,武力收复南海被占领岛礁的代价和意义严重不成比例,对南海的实际控制和有效利用也并不取决于能否占领更多的岛礁。南海岛礁本身并无太多实际意义,重点是岛礁周围的海洋空间,只要中国的军事、经济及社会存在能在这些海域自由进出,菲越等方所占岛礁的延续性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如随着中国力量在仁爱礁周边海域越来越强的常态化存在,菲律宾在坐滩军舰上的坚守已越来越缺乏现实意义。在和平拓展南海存在及开发经营的同时,应适当响应东盟相关国家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等倡议,加快南海“双轨”[3]政策的实施,展示积极的外交姿态,并着重加强双边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联合执法、联合演习等活动建立安全互信。

对于东盟国家“远交近攻”的平衡策略,可通过制度安排,促进构建某种形式的安全共同体,以削弱中国崛起带来的张力,缓解弱国面对强邻的先天恐惧心理。中国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和平条约》、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机制,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在该地区主动发起大规模战争的权利。中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是认真负责的,为继续推行“放心”政策,中国应以形成互不军事威胁的地区安全共同体为最终理想目标,继续强化与东盟各国的安全、军事等高政治领域的合作,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由建立信任措施向有约束力的地区规范迈进。

“争东

——确保台湾与大陆统一,捍卫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地位,争夺东海制海权并确保东出太平洋的安全通道。

台湾、钓鱼岛及东海位于中国海上地缘的东线,是中国近海矛盾最突出的三大问题。中国在这个方向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日本与美国,不同于中国与朝韩,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矛盾,中国与日美在海上有着较为尖锐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追求成为海上强国,维护自己的合法海洋权益,而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应有权益,并不愿意放弃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中国与日本的海上权力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日本不会任由中国从一个陆权大国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强国,中日间的长期海上战略对抗已经无法避免。无论未来中美中日总体关系如何发展,中日间围绕钓鱼岛及东海划界的矛盾,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及东亚海域战略优势的斗争不会轻易偃旗息鼓,日美两国也不会轻易将其在东亚近海的海上权力拱手让给中国。

与日美的海上斗争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海权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考验。日美在冲绳等第一岛链沿线的军事部署,在战时可以完全封锁中国海军从东海前出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在台湾没有与中国大陆统一之前,这种态势严重制约了中国海军的远洋活动能力;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也势必会动摇日本在东海的海上优势,必然会招致日本的防范与打压;在台湾等问题上,美中围绕“干预”与“反干预”的激烈博弈也将长期存在。只要中国想成为海上强国,就必须得直面这些结构性问题;也不得不进行斗争,必要时刻,要有动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类手段反制敌对行为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也渐有斗争的实力与基础。在东海,中国与日美的实力差距正在缩小,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的持续以及军事行动效率的提升,在中国强大陆权的辐射影响下,中日及中美在东海的权力转移已不可避免。日本将面临着被迫承认中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则面临着默认中国维护合法海洋权益的压力。以中国台湾为例,兰德公司2009 年有关台海力量对比形势的研究报告称,如果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得以持续,2015 年后,面对着中国陆基空中力量、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优势兵力,美国无论做何努力,将再也难以保卫台湾地区。[4]况且,中美日三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敏感性差异较大,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绝对是核心及重大利益,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收回应有之权力地位;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占有、坐实、扩大非法所得,阻碍中国海上权力增长;而美国在东海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持航行自由及地区稳定,维护其主导的海上秩序。利益类型的不同,再加上距离远近的差异,在决心和意志方面,中国也占据着优势。

当前,中日围绕钓鱼岛的对抗暂时已经超越了中美在东亚的海上矛盾,以“压日为主,逼美为次”的斗争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应充分利用美日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上的利益分歧,重点打击日本,放大美日间的矛盾,促美妥协让步;并借日本挑衅为契机,继续扩大胜利成果,将打压日本作为中国崛起的“战略磨刀石”,全面历练中国的国际动员、舆论宣传、法理斗争、军事威慑的能力与水平。

斗争是为了更好地谈判与妥协,中国不太可能通过武力将美军逐出西太,通过武力压服日本也并非中国最优选项,最好的结果是以“实力求地位”,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实力展示和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逼迫日美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应有之海上权利。为避免战略对抗中的局面失控,在加强军事威慑、外交谈判、法理斗争等手段的同时,应重点做好两手准备:

一方面应做好最坏打算,增强控制冲突和打赢战争的能力。当前,日本强化所谓强化“西南防御”与美撺掇盟友承担更大责任的想法不谋而和,日美加强力量整合及兵棋推演,针对中国为假想敌的夺岛、反导等演习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大发展,日美的敌对动作也将加剧,未来,东海局势将更呈现矛盾激化、摩擦不断、斗争激烈的态势。为此,中国必须加强控制冲突和打赢战争的能力,时刻准备应对在东海爆发的冲突或危机。只有中国海上威慑能力的提升,才有可能维持基本的动态平衡,才有可能有议价的空间。再好的谈判技巧和外交表演,如果离开了实力的支撑,也就无法赢得对手的尊重。如果中国能在东海拥有一定的海上慑止能力,并借助陆基空中及导弹力量,对美日强大的海空力量形成一定的牵制,美日在执行其遏制构想、武力威逼和战争计划时,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另一方面应推动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规避可能出现的冲突和危机。中美日力量的接近必然导致权力斗争的加剧,军事部门立足于最坏打算的准备推高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特别是一些进攻性武器或平台的列装更可能直接引发冲突,如美国打造部署的全球打击系统由于速度快、打击直接,其在危机时刻很可能会加剧中国决策者的悲观心理,进而采取危机升级措施。随着东亚海洋争端的激化,美国继续强调甚至扩大其对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安全承诺,中美两国因第三方发生战略误判的风险也在急剧升高。在战略意图互疑和对抗程度增强的情况下,美、日与中国在东海的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更趋激烈,舰机间的对峙事件频频发生。2013125日,美国军舰“考本斯”号闯入中国航母辽宁舰的训练海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辽宁舰编队中负责警戒的军舰对“考本斯”号行进路线进行了抢位阻截,迫使“考本斯”号实施了紧急规避措施;2014819日,美海军一架P-8A海神巡逻机飞行至海南以东220公里处时,遭到了中国海军航空兵歼-11B歼击机的近距离查证拦截,美媒炒作两架飞机翼尖间距不足30英尺,中国飞机还贴身演示了“横滚”的空中特技。今后,类似事件将越来越层出不穷,一旦发生摩擦或现场处置出现失误,就可能因为误判和沟通障碍导致危机或冲突升级。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预防管理机制,防范不必要的误判和意料之外的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总的来看,“北面是后方、南面是基础、东面是根本”。各方向战略地位和所面对矛盾的不同,应对策略也当有所不同。“稳北、和南、争东”战略意在厘清中国海上三大方向的战略重点和应对方略,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战略。当然,任何方向都存在“稳、和、争”策略和手段的应用,只不过存在程度强弱、战略重点和优先次序的不同而已。



[1] 冯梁、方秀玉:《韩国海洋安全政策:历史和现实》,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1期,第113页。

[2] 参见胡波:《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3] 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2014年8月9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成并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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